在曾經是解放戰爭後期中共中央駐地的河北省西柏坡，有一個我黨情報工作的展覽館，其中整整一麵牆的第一塊展框裏懸掛著三個青年才俊的照片，旁邊寫著這樣一段話：

    二十五萬敵軍將閃擊延安

    抗日戰爭初期，陳忠經、熊向暉、申健受黨組織派遣，先後打入胡宗南部的核心部位，獲取了大量有價值的軍政戰略情報。

    1947年，蔣介石撕破“和談”的假麵具，命令胡宗南向延安發動全麵進攻。熊向暉及時獲取了敵人進攻延安的兵力部署及配備測向儀等重要情報，為黨中央決定撤離延安，轉戰陝北發揮了重要作用。陳忠經、熊向暉、申健三人曾被周恩來稱為我黨情報保衛戰線上的“後三傑”。

打入胡宗南內部的共產黨員

    1936年2月，21歲的陳忠經參加了黨的外圍組織“社聯”。1937年夏，七七事變爆發，日本侵略者占領了北平。陳忠經於8月離開北平，經天津南下，輾轉來到湖南長沙，進入由北大、清華、南開三所大學組成的“長沙臨時大學”，並擔任了學生會主席。

    1937年12月，日寇飛機轟炸長沙，臨時大學的校舍被夷為平地。臨大當局決定遷往昆明建校（即日後的西南聯合大學）。這對包括陳忠經在內的學生來說，就麵臨一個何去何從的問題。正在此時，國民黨胡宗南的第一軍剛剛從淞滬會戰撤下，損失極為慘重，急需補充兵員。胡宗南派人到長沙，要招收一批大學生去協助部隊從事戰地服務。黨組織指示在長沙的大學生中的秘密黨員伺機到胡宗南部隊去，就這樣，陳忠經同幾十個人一起，由胡宗南部隊的人把他們組織成“湖南青年戰地服務團”。胡宗南在武漢會見了這個戰地服務團的成員，之後服務團隨胡的部隊到了陝西。

    胡宗南是蔣介石的一名幹將，非常注重延攬人才，以便培養出一個由幹練的、有才能的青年人組成的親信班底為他的政治目的服務。正是這樣的計劃，為黨的地下力量打入其陣營開了方便之門。“後三傑”的另外兩名成員熊向暉、申健也參加了上述的戰地服務團。

    從1938年到1940年，可以說是“後三傑”在黨組織的安排指引下，逐漸一步步深入胡宗南周圍開展地下秘密工作的關鍵時期。為了能夠更直接地獲得黨中央領導的指示，陳忠經於1939年秋借赴重慶探親之名，秘密到八路軍駐渝辦事處見到了董必武同誌。他向董老談了自己在西安工作的情況，並向黨請示。董老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八個字指明了陳忠經和他的戰友日後工作的方向——打入胡宗南部的核心，開展黨的秘密情報工作。

    這樣，“後三傑”深深打入了胡宗南勢力內部：陳忠經擔任“三民主義青年團”陝西省支團書記，胡宗南又委任他為國民黨陝西省黨部執行委員；從1938年到1947年的9年當中，陳忠經獲得了大量關於蔣介石的反共部署以及國民黨政府政治、經濟、內政各方麵的重要情報，及時以秘密方式報送給黨中央。

    抗戰勝利後，胡宗南為了進一步培養自己的勢力，為以後做蔣介石的接班人建立班子，派陳、熊、申三人先後赴美國學習深造。他們將此事向中央彙報，周恩來同誌說：“胡宗南保薦他們去美國留學，中央同意，我們對美國了解不多，同美國打交道缺少經驗。現在我們沒有條件派自己的同誌去美國留學，胡宗南代我們‘培養’，得益的是我們。”三人在美留學期間，解放戰爭節節勝利，新中國的誕生指日可待。但意想不到的是，1947年9月，我黨情報機構在北平的地下電台遭到國民黨特務破壞，許多黨員被捕，並涉及在西安的我黨秘密機構，陳忠經等三人的聯係人也被捕。黨中央擔心陳忠經等人的安全，聯係莫斯科通過蘇聯駐美大使館秘密給予幫助。經過蘇聯政府的大力協助，陳忠經終於在1949年6月乘船離美到香港，經黨組織安排於黨的28歲生日（1949年7月1日）安全到達北京，回到祖國人民的懷抱。周恩來總理在接見時賦予陳忠經、熊向暉、申健我黨情報保衛戰線“後三傑”的美名。

    強醒三日守機密  獨闖八辦顯忠誠

    在敵人陣營中做情報工作，最重要的是要忠於信仰、忠於使命，而在戰術上，也必須能做到臨危不懼、當機立斷。

    在陳、熊、申三人於胡宗南陣營中“步步高升”、日益得到胡的賞識和重用之際，總有一些心懷嫉妒的國民黨人員想方設法要抓這三個人的把柄。尤其是陳忠經，擔任北京大學學生會主席並組織進步學運的往事廣為人知，更為一些人懷疑，總想抓住機會把他除掉。有一次，陳忠經離開西安到外縣視察，在一個車站停車時，下車走動一下，隻見站台上兩個校級軍官帶領幾十個荷槍實彈的士兵一字排開，一個軍官說奉他們駐軍團長之命，請陳忠經到團部有事相商。陳忠經早就聽說過某位軍人是蔣介石特務頭子戴笠手下的人，一直在傳播他和熊、申兩人的壞話，“混進來的奸匪”雲雲。但迫於胡宗南對此三人的重用，不敢有什麼動作。這次很可能想乘陳忠經單獨外出之機，把他抓起來，甚至可能來個“先斬後奏”，然後假造出陳忠經到外縣搞策反等莫須有“證據”報給胡宗南——若人已死，胡也將無可奈何。

    緊急關頭，陳忠經當機立斷，向前邁了兩步，抬手重重地扇了那個軍官兩個耳光，罵道：“你想造反嗎？”順手從隨行副官手裏拿過皮包，掏出一張公文說：“我是省黨部執行委員，奉胡長官命令到各地視察黨務。要肅清共產黨在我們部隊裏的影響。你是幹什麼的？你是想阻礙我執行公務嗎？你要造胡長官的反嗎？你是不是共產黨？”他的副官也已經把手放在了腰間的手槍上。這時，原站在旁邊沒有說話的另一個軍官給陳忠經敬了一個禮，把那軍官推到後麵說：“長官別誤會，我們也是奉團長之命來請陳委員到團部裏休息一下。要是您忙著公事，我們不敢多耽誤您的時間，請上車，請上車。”陳忠經向那第一個軍官罵道：“混蛋，混蛋！”轉頭向他的副官說，“我們走！回去向胡長官報告，要他們團長的好看！”上了火車，火車隨即開行，這才長籲一口氣。

    還有一件小事，也可看出在敵後情報工作中個人生活的細枝末節往往關乎大局。陳忠經自小有一個對秘密工作很不利、甚至很危險的毛病：愛說夢話！

    有一次，他奉命出差，一個國民黨省黨部的人同行。當時條件不好，兩個人出差常常同住一間旅館房間。陳忠經知道他的這個毛病會給自己帶來麻煩，甚至會有暴露的危險。因此，出差的那幾天中，第一夜他以要趕寫一篇報告為名，一夜未眠。第二夜和第三夜，不能還是以寫報告為托詞再不睡了，他隻好躺在床上，假裝睡著，以極大的毅力強迫自己不能真的入睡，時不時還要裝出一點鼾聲。可以想象，幾天未眠，身體上、精神上是極度疲憊的。就這樣，他三夜未合眼，白天還要如常工作，甚至還在宴席上喝些酒，不能露出絲毫破綻。

    當然，這些痛苦，比起在工作中無時無刻不在承受著的隨時可能暴露、犧牲的危險，隻是小事一樁。

    關於這種險境，陳忠經還提到過一件事：1941年某日，要給“八辦”（八路軍駐陝辦事處）傳遞一個十分緊急的情報，但一時沒有其他能夠及時送達的途徑，陳忠經和申健商定，隻能冒險（而且有違他們不得與“八辦”直接聯係的規定）親身“闖八辦”。那天，西安大雨傾盆，陳忠經用一件鬥篷式的黑厚雨衣將全身從頭到腳遮蔽起來，在夜深人靜之際，騎上一輛自行車，先在“八辦”附近的街道繞了幾圈，看清楚平時擺在附近的小食品攤（其實是監視“八辦”的特務）都已因瓢潑大雨“撤崗”，遂騎到門口，看準前後無人，一個急拐彎進了“八辦”的門。找到負責人後，幾句話傳達了信息，立刻出門，上車騎到大街上轉了幾圈，確定沒有任何跟蹤尾隨，方才回家。像這樣的事，就是在事關重大而別無他途的情況下不得不臨機決斷，冒險一搏。

    新中國建立之後，陳忠經先後在外交、對外文化聯絡領域擔任領導職務，受到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的親切關懷和信任，多次陪同毛主席接見外賓。1950年，我國組成由伍修權同誌任團長的政府代表團，第一次參加聯合國會議。陳忠經被委任為代表團法律顧問。出於策略上的考慮，中央指示他暫名“陳翹”。但就在代表團離京赴紐約的第二天，台灣當局的“中央日報”就在頭版登出“大新聞”：“陳翹者，即陳忠經也”。

    在“文化大革命”那段黑白顛倒的歲月，陳忠經的遭遇是可以想象的。他受到殘酷迫害，被“造反派”誣為“敵特”，打得遍體鱗傷，鮮血淋漓。若無此後周恩來總理的幹預和保護，陳忠經很可能早就以“潛伏胡特”之名被“鎮壓”了。

    1976年“文革”結束後，在胡耀邦同誌的親自關懷下，陳忠經得到平反並恢複工作，擔任中共中央調查部顧問、副部長，中共中央對外宣傳小組成員。曾先後擔任多屆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在離開一線領導崗位後，陳忠經繼續從事國際問題研究。1988年出版《國際戰略問題》（有英譯本）一書。1998年以83歲高齡撰寫以毛主席詩句為書名的《冷眼向洋看世界》。

    此外，陳忠經還一直擔任北京大學國際政治係的客座教授。每年都給學生做報告，直到他2009年起因病長期住院。但即使如此，他仍心係國家大事，特別關心青年人的成長。

    2014年7月13日，陳忠經走完了他99年的人生，我黨情報保衛戰線“後三傑”的傳奇也在他這裏畫下了句點。

    “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這是中共中央對“後三傑”的評價。

    他們的經曆寫入了曆史，他們的功績將被長久銘記。

（作者為陳忠經的弟弟，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