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  時間：2014－07－03

“兩個務必”是中國共產黨的警世名言，盡人皆知。而“兩個務必”思想與《甲申三百年祭》的曆史淵源卻鮮為人知。70年前，由大文豪郭沫若撰寫的《甲申三百年祭》在重慶《新華日報》上首發，由此引發朝野震動、國共交鋒，進而啟發了毛澤東，直至極大地影響了中國共產黨的建設。
　　《甲申三百年祭》的撰寫和發表
　　1943年3月，國民黨拋出蔣介石署名的《中國之命運》一書，並利用行政手段強製國民閱讀。該書堪稱蔣介石思想的“集大成者”，不僅完整表述國民黨的內外政策，著力渲染“一個主義”、“一個黨”理論，強化國民黨“永為中國唯一的革命政黨”的合法性。且以貌似公允的立場總結明朝滅亡的原因，鼓吹滿族之所以能征服中國，是因明末“黨派傾軋”和“流寇橫行”，認為三百年的明室，是在李自成、張獻忠等“流寇”和滿族八旗兵的“內外交侵下，竟以覆滅”的。妄圖以借古喻今的手段，影射和詆毀中國共產黨。
　　麵對國民黨扣過來的屎盆子，中共中央迅即做出了反應。除延安發起各種政治宣傳攻勢外，毛澤東多次電示中共南方局，要求組織文章回應國民黨的汙蔑，從學術上批駁《中國之命運》，以肅清其流毒。隨即，南方局派喬冠華找到郭沫若，委托其以紀念明亡三百周年為主旨撰寫文章進行反擊。接下約稿後，郭沫若高度重視，花月餘時間搜集資料、整理思路，初稿形成後又幾易其稿，最終完成近兩萬字《甲申三百年祭》。南方局負責人董必武親自審閱文章後，即安排《新華日報》於1944年3月19日（明代亡國之君崇禎皇帝的死難之期、明朝亡國之日）見報，連載4天。陪都政界學界及社會由此引發一連串震顫。
　　郭沫若不愧為史學大家。《甲申三百年祭》一麵世，如一石激千浪，在社會上引起巨大反響。文章以大量有據可考的史實，論證明亡的原因，根本在於明室的專製和政治的腐敗，造成官逼民反，外族乘虛而入，而非《中國之命運》所謂“流寇”和外族侵犯。曆史上，明朝末代皇帝崇禎“依賴宦官”、“輕信專斷”，其治下不僅官場敗亂，大小官員皆貪，盤剝百姓無度，且天災頻繁，中原餓殍遍野。據《明季北略》卷十二記載：李自成農民軍退出北京時，發現皇庫“舊有鎮庫金，積年不用者三千七百萬錠，每錠皆五百兩，鐫有永樂字”。放著如此充盈的家當，朝廷卻對民間災情置若罔聞，任憑官吏橫征暴斂，導致饑荒肆虐，最終必然逼得人們鋌而走險，揭竿而起。《甲申三百年祭》借曆史之實，巧妙地回應了所謂明亡始於“寇亂”的謬論，尖銳地把如何吸取曆史教訓，從製度上找到防止為政者腐敗的規律提到了人們麵前。　
　　同時，《甲申三百年祭》又如一麵鏡子，折射出當下的現實。讓人不難從崇禎的專製，聯想到蔣家的獨裁；從明末中原的天災人禍，聯想到“一九四二”中原大旱；從腐敗叢生的明末吏治，聯想到聲名狼藉的國民黨官場。文章實際是在警告國民黨頑固派，若不改弦易轍，堅持國共合作抗戰道路，繼續向獨裁、分裂、倒退的故道滑下去，必將成為曆史罪人。《甲申三百年祭》的犀利反擊，自然使國民黨當局如芒刺在背。《中央日報》迅速組織文章大加撻伐，指責郭文“影射當局”、“鼓吹戰敗主義和亡國思想”，叫嚷不能“聽其謬種流傳”。
　　平心而論，如果拋開黨爭，這樣一篇總結曆史經驗教訓、直陳時弊的警世文章，狠狠地敲打了蔣介石，本當引起國民黨當局的重視與反思，從而以史為鏡，改弦易轍，整肅吏治、懲治腐敗、容納民意。然而，曆史不可能假設，蔣介石沒能抓住曆史給予的這個機會。
　　《甲申三百年祭》對毛澤東的啟發
　　《甲申三百年祭》讓蔣介石不快，卻讓遠在延安的毛澤東深受啟發，且發現了其巨大價值。據史料載，毛澤東在讀到《甲申三百年祭》寫李自成進京後因驕傲自滿和部屬腐敗而導致最終失敗之教訓時極為興奮，連連擊掌道：“好文章，好文章!”
　　毛澤東如此興奮是有原因的。1943年至1944年間，正處於中國共產黨整風的高潮期，黨的高中級幹部齊聚延安參加整風。這一時期，也是毛澤東就中國革命和黨的建設進行理論思考與創建的關鍵階段。因而，《甲申三百年祭》的問世及其所觸及的問題，恰好與他的思考相契合，這正體現出作為戰略家的毛澤東對曆史的敏感洞見和未雨綢繆、登高望遠的能力。　 

一、啟發了毛澤東對中國農民革命局限性的深刻反思。
　　在《甲申三百年祭》裏，郭沫若曾用較多筆墨敘述李自成的優長劣短。稱其武藝精湛、指揮有方、治軍甚嚴，規定官兵禁私藏金錢，經城鎮禁入住百姓家，除家室外禁與女人相處，等等。他曆來身體力行，不好色，不飲酒，不貪財，起義軍入駐京城之時，依舊是行軍裝束。可見，他能吸納眾才、得萬民擁護，曆經多年征戰，數破明朝圍剿，終成燎原之勢，乃至1644 年（舊曆甲申年）農民起義軍攻占北京都絕非偶然。隻可惜，進駐京城不久，他就被勝利衝昏頭腦，聽不進良言，亂政輕敵，軍紀渙散，以致首領生活腐化，宗派內耗日增，其結果是他創立的大順政權僅存40餘天就以悲劇收場。
　　事實上，毛澤東對李自成起義失敗原因的關注，早在 1926年他主持廣州第六屆農民講習所期間就開始了。他在為學員講授“中國農民問題”時就曾提到明末農民起義。《甲申三百年祭》的係統總結，恰給了毛澤東思考如何加強正處於上升期的中國共產黨建設、防止驕傲情緒滋長以極好的曆史參照，他決定向全黨推薦學習。於是，他指示在延安《解放日報》全文轉載《甲申三百年祭》，並要求各解放區印成單行本作為整風文件進行學習。1944年4月12日，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作《學習和時局》報告時，特意談到他讓全黨學習的用心：“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誌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同年11月，他還特意致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
　　由此可見，毛澤東如此重視對中國農民起義曆史教訓的總結，是基於對中國革命戰爭的性質與社會階級基礎的判斷，認為中國革命戰爭，實質上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農民戰爭，除了領導階級不同之外，同曆史上的農民戰爭有諸多相似之處，極有可能“重犯勝利時驕傲自滿的錯誤”。《甲申三百年祭》不僅啟發了他，也從曆史規律性上印證了他對中國革命和政黨建設進行理論與製度探索的必要性，證明中國共產黨不僅有“決不做李自成”的豪情，更有保持清醒、戒驕戒躁的自覺。
　　二、啟發了毛澤東對中國革命艱巨性的現實思考。
　　為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中國共產黨經曆過風起雲湧的革命高潮，也有過慘痛挫折，多次慘遭“滑鐵盧”。所有這些，毛澤東是記憶猶新且有不斷反思的。1944年4月，他在《學習和時局》中深刻指出：“我黨曆史上曾有過幾次表現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第一次是在1927年上半年。那時北伐軍到了武漢，一些同誌驕傲起來，自以為了不得，忘記了國民黨將要襲擊我們，結果犯了陳獨秀路線的錯誤，使這次革命歸於失敗。第二次是在1930年。紅軍利用蔣閻大戰的條件，打了一些勝仗，又有一些同誌驕傲起來，自以為了不得。結果犯了立三路線的錯誤，也使革命力量遭到一些損失。”他還講到了1931年在抗日運動中因驕傲所犯的第三次路線錯誤使革命遭受的挫折，以及1938年在統一戰線問題上因驕傲所犯的第四次右傾錯誤給革命帶來的損失。
　　毛澤東的這些深刻總結，充分說明驕傲自滿對革命事業的巨大危害，也顯示出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善於反思曆史，從中吸取智慧和教訓的革命黨。
　　三、啟發了毛澤東對黨的前途命運的長遠思考。
　　
　　《甲申三百年祭》揭示了中國曆史上的農民起義最終失敗的一個規律，就是一旦勝利，領導層上下皆逐利、皆腐化。而對於農民出身的黨員占多數的中共來說，如何從政治上改造黨、防患於未然，毛澤東的思考也在不斷深化。譬如：1937年的洛川會議，經毛澤東提議中國共產黨把建立廉潔政府寫入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1937年10月，毛澤東針對邊區政府槍決殺害青年的紅軍幹部黃克功一案發表公開信，指出：共產黨與紅軍，對於自己的黨員與紅軍成員不能不執行比較一般平民更加嚴格的紀律。如為赦免，便無以教育全黨，無以教育紅軍……1941年，他又親自修改《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專門加上“厲行廉潔政治，嚴懲公務人員之貪汙行為，禁止任何公務人員假公濟私之行為，共產黨員有犯法者從重治罪”等條款。
　　因此說，《甲申三百年祭》被毛澤東列為整風運動文件絕非偶然，它對推動當時全黨整風是起了極重要作用的。據一些老幹部回憶稱：“差不多每個人都以李闖王進京失敗的教訓，聯係自己的思想作風作對照檢查，並且揭露出少數已經腐化墮落的人，純潔了革命隊伍；並從中懂得了‘不能忘記艱苦奮鬥，繼續戰鬥’的道理。”此後，陝甘寧邊區相繼公布了《陝甘寧邊區政紀總則》、《陝甘寧邊區政務人員公約》、《陝甘寧邊區各級政府幹部獎懲暫行條例》等法規，以逐步探索從民主法治上加強廉政建設的途徑。　
　　到了1945年中共七大前後，可以說毛澤東對廉潔政治、從嚴治黨的思考已日漸係統。正如他在七大報告中指出的，“我們的具體綱領即中國人民的現時要求是什麼呢”，其中重要一點就是“要求懲辦貪官汙吏，實現廉潔政治”。同年7月，毛澤東又與黃炎培在延安進行了著名的“窯洞對”。針對黃提出中共如何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曆史周期律的追問，他給出清晰回答：“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這條新路，就是民主。”不言而喻，這些理論上的升華都與毛澤東從《甲申三百年祭》獲得的啟發不無關係。
　　《甲申三百年祭》對“兩個務必”的影響
　　應該說《甲申三百年祭》所揭示的曆史規律、提出的現實詰問，深刻警醒了毛澤東、也啟發了毛澤東。讓他透過一麵曆史鏡子，反觀到中共自身的不足與危機，有了從曆史深度、理論高度去思考中國革命的前途、中國共產黨的命運的緊迫感。
　　1946年以後，蔣介石挾戰後個人政治威望和軍事實力悍然發動內戰，妄圖在三個月內消滅中共。然而，戰爭的發展卻事與願違，短短三年蔣家天下就處於大廈將傾之勢。革命形勢的迅速發展，出乎多數人所料，更加讓毛澤東警惕。《甲申三百年祭》似是對蔣家政權行將傾覆的預言，曆史的詛咒再次應驗。正因為此，毛澤東越加重視總結李自成失敗的教訓，麵對中共即將奪取全國政治、全麵執政的新形勢，他莊嚴地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向全黨發出“務必使同誌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誌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的號召。
　　1949年2月，黨中央準備離開西柏坡遷往北平。毛澤東提醒身邊工作人員：我們進北平，可不是李自成進北京，他們進了北京就變了，我們共產黨人進北平，是要繼續革命，建設社會主義……要教育戰士，不要中了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3月23日進京前夕，毛澤東再次叮囑，今天是進京“趕考”的日子，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退回來就失敗了。   

從要求全黨學習《甲申三百年祭》到提出“兩個務必”和稱進京為“趕考”，不僅體現出毛澤東從嚴治黨一以貫之的理論與實踐探索勇氣，也印證了《甲申三百年祭》給予毛澤東的啟發。毫無疑問，這篇在重慶首發的《甲申三百年祭》，早已作為中國共產黨黨建曆史和反腐建設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獻而載入曆史，成為中共“兩個務必”重要思想的經典曆史佐證和具有現實價值的精神財富。黨的十八大工作報告中，“艱苦奮鬥”、“謙虛謹慎，戒驕戒躁”以及“廉潔政治”等是出現的多頻詞，而提出的“幹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政治建設目標卻更為醒目。所有這些無不說明，中國共產黨決心永遠遵循“兩個務必”思想，繼續帶領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而繼續奮鬥。（簡 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