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省政府參事王珺：兩鏈融合與廣州創新發展新路徑

下一步高質量發展，路徑究竟怎樣走？我想圍繞“兩鏈”融合、廣州、新路徑這幾個關鍵詞及其之間的聯係，把這個問題講具體一點，即我們下一步怎樣選擇一些新的路徑，從融合的角度來推動高質量發展？

我想講三點：第一，什麼是“兩鏈”融合，為什麼要“兩鏈”融合？

第二，什麼是兩鏈融合的新路徑？老路徑的局限在哪裏？

第三，廣州是國家中心城市，又是粵港澳大灣區的四個重點城市（廣州、深圳、香港、澳門）之一，承擔著非常重要的探路者和排頭兵的使命。那麼，廣州怎樣走在前麵？

首先說說為什麼是兩鏈融合。有人曾問我：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四鏈融合”，你為何隻談兩鏈融合？

我是這樣理解的：創新鏈、產業鏈、人才鏈和金融鏈這四個鏈中，創新鏈和產業鏈是功能性融合，是第一個層次；要素融合，是第二個層次；第三個層次是要素和功能之間的匹配性融合。

在這三個層次當中，最重要的是什麼呢？人才和金融並非為自身存在的，而是要促進創新，促進產業鏈和創新鏈的有效融合。

所以，要以創新鏈和產業鏈為前提和基礎，推動要素更有效地向創新鏈和產業鏈集聚，從而促進匹配性的融合。因此，二十大報告講四鏈融合，而我首先討論兩鏈融合，就是基於上述含義。

為什麼要談“兩鏈”融合呢？習近平總書記在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九項任務”，第一項就是“以科技創新引領現代化產業體係建設，以科技創新推動產業創新”。這是目標導向。

問題導向是什麼？我們做任何的融合都是要解決問題的，我們的問題出在哪裏？就是科技轉化率太低。

2023年5月，《中國科技成果轉化2022年度報告(高等院校與科研院所篇)》發布，2022年中國的科技成果轉化率為10%到30%，平均是20%，比過去的6%左右有進步，但是和世界其他國家相比，特別是發達國家相比，還有明顯的差距。

既然科技創新是一個重要的推動力，科技成果轉化率就變得非常重要。如果轉化率太低，實際上就是我們經濟學上講的“投入多、產出少”，這也不符合高質量發展的要求。

我們的新路徑是什麼呢？要想了解新路徑，先來理解一下我們現在在推進科技成果轉化過程當中有什麼樣的路徑。我把已有路徑概括為兩種類型：

第一種類型叫主體延伸路徑。例如，企業家在接受激勵後，將專用型產品創新向上遊延伸，進行基礎性創新。又如，高校的老師、教授受到激勵後，朝著企業家的方向發展，自己創辦公司，進行科技轉化等。

各個國家都有這種主體延伸的成功例子，像王選院士創辦北大方正集團，還有企業家投身公共性的基礎研究，如美國貝爾實驗室、華為等都有這樣的案例，但是這些案例不具備普遍性，我們如果把這種案例作為一個製度的標準去推廣，就不太合適。

在現代社會，隨著分工的加快，大多數人隻專注於一種角色已經很不容易了。畢竟，如果一個人既要兼顧教授的角色，又要扮演企業家的角色，需要具備不同的能力和技能。

第二種類型是對接激勵路徑。很多企業家提到，技術轉向產品和產品轉向商品不是一件事情；從教授轉變為企業家是一條艱難的道路，經營企業與從事教授工作也完全不同，因為這需要學習許多新知識。即使是世界級的頂尖科學家，要轉型為企業家，也麵臨一條漫長的道路。如果要從事企業經營，就必須學習企業管理的知識，包括人際關係、社會網絡等方麵的知識。然而，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因此，我想強調的是，我們需要了解當前的發展路徑，轉化過程中的一切都依賴於人，那麼應該由怎樣的人來推動這個過程呢？僅僅依靠個體是抽象的，我們需要探索在分工過程中，如何通過不同的人以及以何種方式將他們聯係起來。這是我們的體製和機製所需要考慮的問題。

以上兩種不同類型的行為主體，有不同的評價體係、考核體係、激勵機製、素質要求。做教授和做企業家完全不一樣。所以，不能以為做教授做得很成功，做企業家就一定很成功；反之亦然。這就提出了一個選擇的問題。

我知道經濟學是做選擇的，那做什麼樣的選擇呢？一種選擇是激勵一個主體向另一個主體轉變，或者一個主體承擔兩種角色。另一種選擇，就是兩個主體分別由兩種不同的人來做。既然是兩種不同的人來做，中間就要有一個連接主體。這個連接主體我稱之為“技術橋”，這個技術橋就是新路徑。

我們現在經常強調轉化的重要性。但是靠什麼機製？誰來轉化？怎樣轉化？我覺得這是我們現在的痛點所在。

以“技術橋”推進兩鏈融合的新路徑，這個技術橋就是一頭連著創新者，一頭連著生產者。通過“抓中間、帶兩頭”推動科技成果轉化，提高科技成果轉化率，這是非常重要的，實際上它是一個組織、一個機構。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機構呢？梳理國際上成功的案例以及國內現有的做法有三個類型：

第一種是像德國的弗勞恩霍夫體係。德國有很多專精特新的企業，但是這些專精特新企業如果沒有產業鏈是成長不起來的；同時，如果完全靠自己的內部力量，發展也是非常有限的。德國的這套體係最基本的特點在於經費來源的多樣化，即政府出資占1/3，通過競標獲得公共財政經費占1/3，私人投資占1/3。

新機製首先強調投資多樣化，就是要解決核心問題。美國的麻省理工學院（MIT）校長曾向美國國會提出議案，建議美國建立20個類似弗勞恩霍夫體係類型的研究所。雖然美國的研究院已經很多，但還是要建立專注於技術應用的研究院。英國也準備采用這種方法。這需要引起我們的關注。

第二種是我國台灣的工業技術研究院。台灣從紡織業轉向電子信息行業，當然和張忠謀等一批人從美國學成回來有關，但更重要的是1973年成立了工業技術研究院，台灣的台積電、聯華電子兩大巨頭都是從這裏孵化出來的。

我們現在經常講產學研很重要，但是產學研落地可不僅僅靠產學研，還要有孵化、培訓和融資。這個機構中就有融資的功能，所以我覺得要擴展技術應用組織和平台。

第三個是江蘇省產業技術研究院。江蘇省產業技術研究院專注於技術轉化，成立於2013年，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就去視察了。20天前廣東省省長王偉中帶隊40多個職能部門的一把手到三省一市（江蘇、浙江、安徽省和上海市）去考察學習，去江蘇的第一站也是去了該研究院。以上就是國內外的經驗。

廣東既然要走在前麵，優勢是什麼，難點和破解之道又是什麼？廣州的優勢，我講三個方麵：

第一，產業基礎；

第二，研發網絡，且和全球頂級的研發連在一起；

第三，要素支撐，即人才和金融的配套。

像專精特新的產業基礎。全國40萬家專精特新企業，深圳大概有2.4萬家，廣州大概有1.2萬家，這兩個城市的專精特新企業合起來占全國的9%。那是非常厲害的，所以我們還是有很好的基礎的。研發基礎就更不用說了，廣州很多區都做得非常不錯。至於要素支撐，廣州也有良好的基礎。

至於金融業的發展，我也讚成鄭永年教授談到的，我們企業之間的關係就像“土豆”之間的關係一樣沒有聯係。但是真正的競爭力，恰恰在於相互之間的連接和聯係。因此，怎樣加強聯係很重要。

下一步的重點是怎樣發揮廣州的優勢。機構和平台非常必要，但是搭建以後，怎樣進行有效的產出呢？如果搭建的平台都是政府投資的，那麼他們產出動力在哪裏呢？科技創新、兩鏈融合的根本在於體製改革，我們一定要回到機製改革上來。

所以我建議三個破解之道。

第一，我們現在的平台必須要投資多元化。隻要投資多元化，理事會、董事會、股東會就得建，就得按公司的模式來運作。同時，我們還可以動員社會的資本投入。因此，借鑒國內外的經驗並創新體製機製是至關重要的。這是第一個基本方向。我們需要推動平台進行多元化的探索，增強麵向市場的動力。

我們不比別人笨，高素質的人也很多，但是為什麼我們達不到弗勞恩霍夫體係的有效性呢？可能和我們的動力機製有一定關係。解決動力問題要靠機製。

第二，要解決功能多元化的問題。多元化是指兩個方麵，一方麵是從創新者走向生產者有一個轉化的路徑，這是中間機構、中間平台需要做的。另一方麵是麵對企業提出的技術問題來形成的創新。這是一個再創新的過程，平台把技術變成商品，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第三，研發網絡化。研發網絡一定要和全球最前沿、最高端的相關方建立聯係，包括歐洲、美國等。隻有借助與他們的全球聯係，我們才能與國際同步發展，支撐我們體係的進一步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