營商環境是一個國家和地區的核心競爭力。2018年11月5日，習近平主席在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式上做主旨演講時提出，要“營造國際一流營商環境”，並強調“營商環境隻有更好，沒有最好”。2022年黨的二十大報告再次強調，要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當前，西方盛行經濟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全球化逆潮興起，貿易體製碎片化，世界經濟麵臨急劇衰退、富國和窮國嚴重分化的巨大風險。在中國推進高水平開放以對抗全球化逆潮、釋放高質量發展動能的大背景下，粵港澳大灣區肩負著先行者和引領者的曆史使命。麵對複雜多變和更加不確定的外部形勢，打造最優的營商環境是大灣區持續吸引全球人才、技術、資本等要素集聚的關鍵所在，是高水平推進大灣區建設的重要抓手，也是我國繼續推進全球化的重要路徑。

　　更重要的是，2023年是改革開放45周年。我們需要麵向未來，思考中國下一步怎麼走的問題。在這樣一個關鍵時刻，很高興看到國家發展改革委印發了《粵港澳大灣區國際一流營商環境建設三年行動計劃》（以下簡稱《行動計劃》），這代表了中國政府穩步推進製度型開放的堅定決心。營商環境涵蓋了企業由“生”到“死”全生命周期的環境要素，主要包括市場準入、獲得生產要素、競爭政策、產權保護、稅負水平、市場監管、爭端解決、基礎設施、法治環境等要素。營商環境的國際化不僅代表了中國更加主動向世界打開開放大門的莊嚴承諾，更是中國繼續推動全球化進程的中國方案。

　　這幾年，我們一直在呼籲中國需要通過第三次開放來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自近代以來，我們已經經曆了兩次開放。第一次開放是兩次鴉片戰爭失敗之後的被迫開放，開啟了“站起來”的漫長曆程。第二次開放是鄧小平先生領導下的主動開放，主動與國際接軌，加入國際社會，實現了“富起來”。我們今天看到的中國就是第二次主動開放的結果。現在，我們需要更進一步大開放，即第三次開放。我認為中國第三次開放的核心就是要精準的單邊開放，即使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不向我們開放，我們也要主動向全世界開放。開放的形式主要有兩種，即對等開放和單邊開放。無論是國家之間的開放還是國家集團之間的開放，今天人們大多強調的是對等開放。在今天各國民粹主義盛行的時代，單邊開放更容易被視為會損害一個國家的經濟利益，甚至是主權利益。但實則不然。無論是19世紀的英國還是20世紀以來的美國，主要西方國家在崛起過程中都是根據自己的需要實行單邊開放，以在全球範圍內吸引國家發展所需要的要素。隻有當這些國家想打開較不發達國家的大門的時候，才強調對等開放。

　　實際上，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之所以能夠取得那麼大的成就，也是我們根據自己的需要實行單邊開放的結果。概括地說，自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政策以來，我們的開放政策已經走過了幾個主要階段。第一階段是20世紀80年代，可以稱為“請進來”。當時，我們要發展，但很窮，不僅需要改革開放的政策，更需要外來的資本。“請進來”就是典型的單邊開放。第二階段是從90年代到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可以稱為“接軌”。為了加入世界貿易體係，我們主動接軌，從中央到地方，我們修改了上萬條法律、法規和政策。“接軌”也是單邊開放。自本世紀以來，我們進入了第三階段，即“走出去”。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一帶一路”便是“走出去”的產物。我們把“一帶一路”界定為中國為世界所提供的“國際公共品”，這也包含著“單邊開放”的意涵。上海的中國進口博覽會更是典型的單邊開放。

　　今天在美國一些西方國家封殺我們的時候，我們即使麵對封殺也應該根據我們的需要堅持向世界實行精準開放，向全球生產要素開放，向先進技術開放，向世界市場開放。而在方方麵麵的開放中，營商環境的開放最為關鍵。美國今天封殺中國、與中國脫鉤是其國內冷戰派、行政當局的邏輯。這樣做並不符合資本邏輯，因為資本是要走出去的；不符合科技邏輯，因為科技技術需要向外延伸；更不符合市場邏輯，因為中國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單一市場。如果中國踐行精準的單邊開放，那麼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的行政當局就很難封殺其作為市場主體的資本和企業。最近有一些好的跡象，比如我們對歐洲五國和馬來西亞在簽證方麵實行單邊開放。這一舉措已經在國際社會產生了非常積極正麵的反應。我們希望這僅僅是第一步，以後還有很多方麵要實行單邊開放。

　　粵港澳大灣區作為我國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活力最強的區域之一，理應在中國單邊開放中發揮更多作用。我注意到，國家發展改革委在去年也曾印發過《長三角國際一流營商環境建設三年行動方案》，粵港澳大灣區相比長三角，在營商環境領域最大的優勢就是香港。香港是全球公認營商環境最優的地區之一，香港直接與國際一流營商環境接軌，甚至在一些領域是引領全球的規則和標準。為此，我們提出了一個新概念：營商環境的“香港+”。大灣區可以把香港已為全球所認可的商事規則和標準在大灣區內因地製宜地推廣使用，在此基礎上做加法，從而形成對接國際和引領全球的大灣區商事規則和標準體係。

　　《行動計劃》中明確強調，要把大灣區與國際通行規則相銜接的營商環境製度體係建立起來。我認為這就是要把打造營商環境“香港+”作為推進大灣區規則銜接機製對接的重大任務。這樣做，不僅可以明顯提升大灣區市場一體化水平，形成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區域動力，而且可以對中國加入 CPTPP、DEPA 等高標準經貿協定的難點、痛點進行壓力測試，為中國對接和引領國際經貿規則和標準探索和積累經驗。我們一邊申請加入CPTPP和DEPA等協定，一邊可以根據這些協定的高標準規則，以單邊方式先實施起來。這方麵也可以包括已經完成談判的《中歐全麵投資協定》。在目前的國際政治環境下，通過對等方式來落地這個協定並不現實。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可以根據需要在一些領域先做起來，這樣做有利於減少政治勢力毫無經濟理性的幹預。這猶如20世紀90年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前的“接軌”政策。粵港澳大灣區有條件在這些高標準規則領域先行先試，積累經驗，為下一步全國性的政策實施摸索經驗。

　　我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國際一流營商環境的下一步應該是建設大灣區的區域共同市場。正如《行動計劃》所言，要努力提升大灣區市場一體化水平。市場一體化的要求就意味著大灣區必須在貨物、服務、人員、資本、數據以及科創要素流動等重點領域加快規則、標準的相互銜接，逐步實現大灣區內市場規則無縫銜接、高度兼容、深度融合，進而引領推動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

　　正如《行動計劃》將如何實施政策列為最後一部分，我也希望在文章的最後強調政策落地的重要性。這些年，中央出台了一係列的政策文件，但我們要認真思考和評估政策的實施效果，避免出現政策空轉沒有落地的情況。國家層麵的宏觀政策必須通過有效的落實才能轉化成為具體的政策紅利。

　　習近平總書記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給予厚望。當前，在國內外政治經濟形勢快速變化的背景下，大灣區承載著建設新發展格局的戰略支點、高質量發展示範地和中國式現代化引領地的新使命。新征程上，我們必須以改革創新精神，在建設國際一流營商環境的基礎上，有底氣把粵港澳大灣區建成世界一流灣區，引領中國式現代化進程。（鄭永年 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理事長、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